韩非者，韩之诸公子也。喜刑名法术之学，而其归本于黄老。非为人口吃，不能道说，而善著书。与李斯俱事荀卿，斯自以为不如非。非见韩之削弱，数以书谏韩王，韩王不能用。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，执势以御其臣下，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，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。以为儒者用文乱法，而侠者以武犯禁。宽则宠名誉之人，急则用介胄之士。今者所养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养。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，观往者得失之变，故作孤愤、五蠹、内外储、说林、说难十余万言。然韩非知说之难，为说难书甚具，终死于秦，不能自脱。

　 《韩非子》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。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，约十余万言，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。《韩非子》一书，重点宣扬了韩非法、术、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，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。韩非子的观点是反对复古，主张因时制宜。韩非子根据当时的形势情况，主张法治，提出重赏、重罚、重农、重战四个政策。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，自秦以后，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国理念都颇受韩非子学说的影响。在“法”、“术”、“势”三要素内，韩非对权术比较重视。在韩非那里，权术是一种政治斗争得策略和手腕，是为统治者巩固统治、驾驭臣下、控制群众而提供的秘密手段。《韩非子•难三》对“术”下了这样的定义：术者，藏之于胸中，以偶众端，而潜御群臣者也。

　　这说明权术是秘不示人的，它是君主暗中驾驭群臣的手段。照韩非的看法，君主仅有法、势是远远不够的，还必须有术。“无术以知奸”将会给自己的统治带来严重危险。君臣之间并非骨肉之亲，而是根据利益原则结合到一起，臣下靠才智尽力为君主服务，希望得到君主的赏赐，而君主则靠爵禄的赏赐与臣下交易，君臣之间的关系是靠利益的交换来维持的，这样一来也就难免会发生利益上的冲突，故有“君臣上下一日百战”的说法。君主要想在这种利益冲突中保持不败，就必须善于运用权术，以辨群臣之忠奸。

　　韩非的权术理论可概括为以下几点：

　　（1）君道无为，臣道有为

　　这是说君主不用干具体的事情（“无为”），具体的事情只让臣下去干（“有为”）。如此一来，“臣有功则君有其贤。君有过则臣任其罪”。臣下把事情做好了，功劳是君主的，如果干坏了，罪过则是臣下的。君主善用此术，可收“一石二鸟”之功效。另外，这也是君主的藏拙之术，君主不干具体的事情，其能力上的缺陷也就不会显露出来，因而也就不会被群臣所看轻。再者，君主从宏观上驾驭臣下，从暗中控制臣下，即使不事必躬亲，群臣也会诚惶诚恐的干好本职工作，这叫“明君无为于上，群臣竦惧乎下”。

　　（2）去好去恶

　　即对任何事情都不要表露好恶之情，以免被奸臣利用。韩非说：“君见恶，则群臣匿端。君见好，则群臣诬能。”意谓君主表现出厌恶什么，则群臣会掩饰真实的想法和品质；若君主表现出爱好什么，则群臣会装出有那种想法或品质。如此君主也就很难察奸防奸了，甚至会被奸臣所利用，导致大权旁落，下场悲惨。如韩非举出了齐国奸臣易牙的例子，称齐桓公“惟人肉未尝，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”，这是说齐桓公没有吃过人肉，易牙居然把他儿子的头颅蒸熟送给齐桓公，从而博得了桓公的欢心，易牙因而大受重用，最后齐桓公反受制于易牙，落一个被困饿而死的悲惨下场。

　　（3）审合刑名

　　刑名问题时先秦学界讨论颇多的问题。“刑”是指事物的实体和形态，亦即“名”的实际内容，故又称“实”或“事”。“名”是指名称或名分，它是用来规定“刑”的概念。要求“刑”合乎“名”的办法也就是所谓的“刑名术”。韩非认为“刑”就是“事”，“名”就是“言”。所谓“言异事也”就是看臣下的言论是否不同于他们所做的事情。所谓“为人臣者陈而言，君以其言授之事，专以其事责其功。功当其事，事当其言，则赏；功不当其事，事不当其言，则罚”是说臣陈述其意见，君主便据此让他去做事，然后再根据他做的事情来要求其成绩。若取得的成绩与其所做的事情相当，而所做的事情又与其事的言论相当，那就予以赏赐，否则予以惩罚。这样一来，“刑名相应”的局面才会出现，它是政治合理化的体现。“刑名相应”还意味着设官分职，各级官吏必须恪尽职守，不可越权， 越权争功要严加惩处，所谓“越官则死，不当则罪”正是此意。

　　（4）赏贤罚暴

　　韩非强调制定了“法”，就要严格执行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，做到“法不阿贵”，“刑过不避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”（《韩非子•有度》）。对于臣下，他认为要去“五蠹”，防“八奸”。把赏罚当成君主治国的不二法门，这与他对人性的认识有关。韩非的人性论是一种人性自私论，他认为要治好国家就必须顺应人的自私本性。君主必须使赏罚大权从己而出，不能由臣下代君行使，否则民众就只知服从大臣而不忠于君主了。而且君主若长期不行使赏罚大权，必会导致臣下擅权自重，直接威胁君主的统治，到那时君主必须受臣下所制了。韩非认为，在行使赏罚时必须遵循两个原则，第一个原则是说必须厚赏重罚，才能使民众真正喜赏而畏罚；第二个原则是说赏赐和赞誉必须一致，诋毁必须与处罚并行，从而使受赏的人一定有好名声，受罚人一定有坏名声，如此才能使赏罚受到实效。

　《史记》评曰：“韩子引绳墨，切事情，明是非，其极惨?少恩”。